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雩都（今于都）集结出发，向南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后，于10月25日进入广东南雄境内。广东是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个省份。自10月25日入粤至11月14日离开乐昌，红军在粤北21天，先后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二、三道封锁线。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以及粤北群山峻岭的阻隔，红军通过成功的统战谈判与英勇的军事行动，最终突破封锁，打开西进通道。中央红军在广东的斗争，对取得长征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审时度势：红军长征过广东的统战策略
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五省“剿匪”军事会议，调集100万军队，其中50万兵力准备重点“围剿”中央苏区。
素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作为粤系军阀代表，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全省党政军大权。1933年9月，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围剿”中央苏区的南路军总司令，但陈济棠对蒋介石心存戒备，认为蒋介石意图借“剿共”之名让红军与粤军相互消耗，从而达到中央军乘机入粤的目的。所以他对“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并不积极。在陈济棠看来，赣南粤北红军的出现，反而可以成为隔断国民党中央与广东、防止蒋介石中央军吞并地方力量的有利屏障。加之中央苏区与粤军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贸易经济联系，陈济棠成为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1934年9月，陈济棠派出密使，携带给周恩来的亲笔信前往江西瑞金。陈济棠在信中对中共倡议的共同抗日主张表示赞同，并提议双方互派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周恩来、朱德认为陈济棠具有诚意，决定抓住这一机会。随后，朱德致信陈济棠，对其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阐明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并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
10月上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总代表，前往寻邬（今寻乌）县罗塘镇，与国民党粤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等举行停战秘密谈判。经过三天三夜谈判，双方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
罗塘谈判是周恩来、朱德等抵制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灵活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为中央红军沿粤赣湘边界“借道”突围提供了便利条件，减少了突围的阻力和伤亡。
血火征途：中央红军成功突破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开始突围转移后，虽然此前已与陈济棠部达成秘密借道协议，但由于陈济棠未能及时通知前线各部队，红军在突破粤军设于江西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一带的第一道封锁线时，仍遇到不小抵抗，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壮烈牺牲。经过激烈战斗，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桃江，成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陈济棠将粤军主力撤至大庾（今大余）、南雄、安远等地，采取防守态势，以防红军进入广东腹地。当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粤北时，中革军委适时向部队下达贯彻罗塘谈判协议的指示。陈济棠也根据协议，明确电令前方一线部队“保境安民”。协议的执行为中央红军成功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过境粤北奠定了基础。
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地点之一——城口
10月25日，红一军团一部进入广东南雄界址。26日拂晓，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乌迳新田歼敌20余人。新田之战是红军长征入粤首战，保证了后续部队顺利通过乌迳继续西进。在得悉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队在仁化城口和桂东之间设立了第二道封锁线。南雄城口镇四面环山，是湘粤边境交通咽喉，也是第二道封锁线的中心据点和红军西进必经之地。国民党军队在城口筑有碉堡、碉楼20多座。10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夺取城口，打开前进道路。城口守敌不多，但设防坚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如强攻代价较大，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决定奇袭智取。
11月2日夜，红六团一营潜伏到距城口水东桥数百米处，被敌哨兵发觉。哨兵喝令一营停止前进，红六团一营佯称“自己人”，一面夺哨兵的枪，一面派部队涉河包抄，同时二营迂回侧后。哨所里的国民党军队在红军“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红军进入城口镇后，割断电话线，包围敌军连部、公安分局、保安队部和民团部。此战共俘敌100余人，缴获长短枪数百支、子弹1万余发及大批煤油等军用物资，中央红军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设置在城口的封锁。
11月4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一部在城口与仁化之间的铜鼓岭阻击粤军援军。激战持续两天一夜，红军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成功打破敌军增援企图，为主力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5日，中央红军在城口完成短暂休整后继续西进，进入广东乐昌五山境内。
随后，红一军团开始翻越乐昌大王山。大王山高耸入云，峭壁林立，山高路陡，崎岖的羊肠小道荆棘丛生、弯多路滑。11月8日，红二师第四团在乐昌茶料阻击敌人，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西进。经过十余小时激战，将敌人牵制在九峰山南麓一带。至11月14日，红军离开乐昌继续西进。左翼红一军团迅速抢占湖南宜章白石渡，右翼红三军团先后占领宜章、郴县等地，全军比较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在城口休整期间，粤北人民为红军提供了大量援助。红军总指挥部设在城口广州会馆，部队在街道宿营，河边街、正龙街的屋檐下睡满了红军。红军过境长江、城口、红山等地时，有1000多人为红军做向导，帮忙磨谷、舂米、买菜、铺草。有10多位红军伤员在马奢村掉队，村里群众争相送药、送饭、送水，伤员离开时群众还帮助指路追赶队伍。大水村李德林冒着国民党“清乡”的危险，秘密收留一位受重伤的红军伤员，待其伤愈后亲自护送至30里外的老虎洞才告别。
1934年10月26日，中革军委指示：如粤军自愿撤退，红军请勿出击
红军从江西出发到达粤北时，粮食和物资消耗较大，急需补充。夺取城口后，红军开展打土豪劣绅运动，征用或没收土豪劣绅的物资和金钱以筹集军饷，没收田心、上寨、恩村等乡地主、土豪的粮食等一大批物资，此外，红军还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向当地群众购买粮食、蔬菜、柴草等物资。红军纪律严明，征用群众物资均按价支付银圆或苏维埃纸币，主人不在时便将钱款放在其屋里、柴草堆旁或菜地上。红军亲民爱民，受到群众交口称赞。
中央红军长征除途经南雄、仁化、乐昌外，红一、红九军团的小股部队还曾进入清远连县，在天光山与三水山交界地带及夏潢等地与敌发生战斗，11月13日取道蓝山大桥进入江华地带与主力会合。此外，在随后湘江战役中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余部遭强敌阻击，被迫折转至连县黄洞山、天光山一带，并在小东口、牵牛练等地与敌军独立第三师激战，最后退入湖南临武平溪洞一带。
不朽印记：中央红军长征过广东的历史意义
中央红军在广东的21天虽然只是万里征途中的短暂一程，却在红军长征史上刻下了不朽的印记。
一是罗塘谈判成功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实现“借道”，使红军在粤北避免了与陈济棠主力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并为此后的征战保留了可能的战略空间。面对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陈济棠的利益冲突，毛泽东敏锐地指出：“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他向周恩来提出对陈济棠开展“双管齐下”的军事与统战工作的建议。周恩来采纳了这一建议，对部队发出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的指示。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红军与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稳定了南线的局势，为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周恩来评价道：“这次谈判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二是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进入粤北乘胜西进，相继取得了新田之战、城口之战、铜鼓岭阻击战、茶料阻击战的胜利。红军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在粤北设置的第二、三道封锁线，为全军顺利通过粤北打开了前进的道路，避免了被压迫在粤赣湘边区的狭小地带遭到合围歼灭的命运，为长征初期的战略转移打开了西进通道。
三是红军以严明的纪律和真挚的爱民情怀赢得粤北群众衷心拥护，在严酷环境中播撒了革命火种。除了积极做好革命宣传，红军还坚持爱护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坚真曾回忆：“（红军）每进到一个村子，都严格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绝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东西，借群众的东西一定要归还，损坏的要赔偿，实在赔不起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并写张欠条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赔。我们民运部门更是经常帮助群众挑水、打柴、舂米，以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对红军的造谣诬蔑。”
中央红军长征在广东，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取得长征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革命风范。
南方+记者 尚黎阳
通联：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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